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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数日后，这个穿越了日军与国府军的重重封锁，令人扼腕的噩耗，通过地下电台的微弱电波，终于抵达了陕北黄土高原上的窑洞之中。

    延安的夜晚清凉而静谧，与重庆的闷热截然不同。

    当机要秘书将那份经过核实、措辞简练却重逾千钧的电文轻轻放在伟大的教员同志桌上时。

    “戴安岚将军……”

    他低声念了一遍这个名字，声音里听不出太多情绪，却有一种沉甸甸的份量。

    对于这位国府军的将领，他是熟知且敬重的。尽管彼此分属不同的政党，但在抵御外侮、共赴国难这面大旗之下，戴安岚将军在昆仑关等战役中的卓著战功，其治军之严、作战之勇、报国之诚，早已通过战报和情报，为“中G”高层所了解。

    戴将军所率领的第200师作为华夏远征军的先锋，入缅作战，扬威异域，这本是全体华夏军人、华夏人民的骄傲。

    对于戴将军的牺牲，伟大的教员同志也很惋惜与痛心。这惋惜，是为国家痛失一员正值盛年的骁将；这份痛心，是为华夏民族在危难之际又折损了一根坚实的栋梁而感叹。

    不同于总裁那种掺杂了复杂私人情感与“黄埔系”嫡系损失的悲痛，教员同志的思绪，更多地被引向了更宏大的层面。

    想到正在缅甸热带丛林中艰难转进、伤亡惨重的华夏远征军将士，想到了国际反法西斯战局的艰难，想到了国内抗战的相持与未来的出路。

    而戴安岚将军的牺牲，是这场伟大而惨烈抗战中的一个缩影。

    “戴安岚将军为国捐躯，是我华夏民族抗击日寇的重大损失。我们延安方面，一定要有所表示。”

    这个“有所表示”，当然绝对不是形式主义。几天后，在延安举行的追悼阵亡将士大会上，戴安岚将军的名字被郑重列入。

    更重要的是，是由他亲自撰写的一幅挽联，从延安发出，它跨越了政治与地域的隔阂，飞向了重庆，也飞向了历史的记忆深处。

    这幅挽联，后来成为了对戴安岚将军功绩最为著名的定论之一。

    “外侮需人御，将军赋采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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